中国的语言学家石毓智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汉字限制了中国人的科学抽象能力》，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对声一片。文章主要的观点是这样说的：汉语采用的是汉字这种书写符号系统，它制约着汉民族的科学抽象，致使思维一直停留在直观的层次上，难以把发现上升为科学理论。人们在进行科学抽象思维时离不开书写符号。与罗马字母相比，汉字有一个不便之处，只能做“第一级符号替代”，而不利于“第二级符号替代”。所谓“第一级符号替代”，就是用一个词汇来概括现实世界的一类事物现象，比如“狗”可以替代各种品种的同类动物，这就是从现实世界到语言词汇。相应地，“第二级替代”则是从语言表达到科学概括，比如可以用一个字母“a”代表一个变量，指示各种各样可用自然数称数的对象，比如狗、人、车、文章等。第二级替代对科学公式的建立至关重要，这是推演和证明的关键，也是科学系统赖以建立的工具。世界的科学技术史表明，没有这些字母符号，任何科学系统都难以建立起来。除了少数的连绵词，如“蝴蝶”、“仿佛”等，绝大多数的汉字都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拿任何一个汉字来表达，都摆脱不了它原来意义的干扰和制约。(1)石毓智先生还从中国古代的算术书《周髀算经》中举了一个例子：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a² + b² = c²， 毕达哥拉斯定理）。他是这样评论的：严格地说，上述商高这个发现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定律，因为他还拘泥于“三”、“四”、“五”这几个具体的数字，尚缺乏数学概括性。没办法呀，也许商高心里清楚，可是汉字书写系统没有给他提供便利的表达工具，因此不能把科学发现说清楚啊！就一个平方符号“x²”，就用了三个不同的汉字“广”、“修”和“偶”来表达，学生能不迷糊吗？后人知道他在说什么吗？结果，中国人虽然有天才的发现，却没有发展出任何系统的数学。(2)有人说，“勾股定理：a平方=b平方+c平方。换成：甲平方=乙平方+丙平方，似乎也可以。石毓智先生认为汉字不能作为二级替代。但，似乎未必。甲乙丙跟x、y、z本质上没有区别，都可以作为二级替代。当然，能把甲乙丙进行进一步的简化效果可能更好。”这样说有点道理，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汉字的问题上，而在于文字的表达和公式的表达上，同时，文字表达的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特例，公式表达的是平面几何中直角三角形三条边长短的规律。“a² + b² = c²”应该和“甲平方=乙平方+丙平方”比，而不是用“a² + b² = c²”和文言文的表达“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来相互比较。“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意思是说：当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分别为3（勾）和4（股）时，径隅（弦）则为5。后人简单地把这个事实说成“勾三股四弦五”。从表达中可以看出来，当时编写《周髀算经》这本书的作者，根本还没有掌握“毕达哥拉斯定理”这条数学规律。石毓智先生举这个例子是不妥当的。作为符号，用熟练了，不管是汉字作为符号，还是用罗马或者拉丁字母，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话说回来，汉字因为不够简洁，确实不利于数学公式的表达。如果我们的书写体系里只有汉字，那么，我们的数学、物理等教程就没法编写了。我们这些教材的书写体系里确实需要引入罗马字母，这点毋容置疑，也没有什么可以好说的，不过，如果非要用1913年发明的汉语注音符号也不是不行。但是，如果说某一种文字会限制人的能力，不管是什么能力，首先我们要来考察一下符号本身的功能，因为文字不过是符号中的一种。我认为人类的认识有五个层次的符号：1，原始感性表象符号，有内符和外符。就是内外感官的表象，这是一种生理现象。2，类表象符号，试图把感知的东西说出来和画出来，但是只能叫唤和做动作或者比划，这就成了类表象符号。3，语音和图像符号，类表象符号中说出来的后来就成为了语音符号，画出来的后来就成为了原始的图像文字。4，意音符号，试图把语音和图像符号结合起来。5，纯表音符号。也就是表音文字。黑格尔是这样定义符号的：“直观是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把理智的一个独立表象作为灵魂、作为它的意义接受到自己里面。这个直观就是符号。”(3)我们直观一个事物，都是我们自己的表象，这个表象我们可以给他对应一个概念（人们常常称抽象的表象为概念（4）），也就是给它意义，那么这个表象出来的直观意象就是符号。那么，我们只要去认识这个世界，表象出来的第一层就是感知的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触摸到的表象都是我们自己建构的（不理解的去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一部分“先验感性论”），我们从感知的各种意义区别中知道了这是什么，这个表象就是第一层符号，称为原始感性表象符号，这是一切符号的基础。当然感官有内部（心理表象）和外部（感官表象），所以，这一层次的符号可以分为内符和外符。所有的动物都有这个符号本能。第二，一些高等的生物，总想把内部表象的冲动表达出来，要和外在的世界沟通，就有了很多动作表演，这个可以叫“类表象符号”。第三，我们人类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中，已经发展出了对表象的表象——对内部表象的过程中发展出了语音，也就是会说话了；并且还可以图画表达——对外在表象再次复刻表象。这也是人的意识达到自由意识下的结果。达到了可以用语音和图像符号的阶段。不管是语音，还是图像，这里已经是对原来事物的抽象表达了。不管如何语音和画图像，都不可能等于原初的表象，如果说原初的“感性表象符号”已经不同于事物本身，那么，这个“本身”就是哲学中的物自体，我们永远无法认识他，我们除了对表象进行符号认识，你还能想到其他办法吗？第四，在上一步中，如果把语音和图像结合起来，就到了文字符号阶段了。从甲骨文到汉字，就是这种符号，古埃及文字也是这个层次的符号，一般叫做“意音文字”，这里的符号统称为意音符号。不过，古埃及文字和甲骨文字虽然同样把语音和图像结合起来，结合的方式是不同的，古埃及文字中已经有表音的一套符号，只是为了形象还要在表音的一套符号旁边加上图画，突出要表达意思。如下图，“从左往右读（一般情况下是从右往左读）：左侧第一个符号读如‘hb’，第二个是限定符号，表示该词与腿有关，第三个是一名舞者的形象。这组符号所要表达的意思正是跳舞。”（Georges Jean《文字与书写-思想的符号》）。

  汉字中语音和图形的结合情况比较复杂，要从甲骨文谈起。“以孙海波编的《甲骨文编》为蓝本，结合徐中舒的《甲骨文字典》，从1270个可识的甲骨文字中找出221个形声字，只占到可识甲骨文字的百分之18%弱，……，其中221个形声字中有部分字目前只是按照偏旁形体隶定为现在的可识字，但是对于其意义并没有考释出来，根据前人的考释我们能够断定为形声字，却不能进一步分析研究，此类列为存疑字，待以后进一步研究。”（5）在甲骨文时代，形声字大约已经占有全部文字的18％左右了。当时甲骨文书写的文字，有可能一个字读好几个音节。在《甲骨文合集》第10405号甲骨中，记录了到目前为止最早的一场翻车事件，原因是车轴断了。“车轴断了”和“翻车事件”分别用两个甲骨文字记录，一个是车轴断了的一辆车图形，还一个是车翻过来的一辆车图形，这个分明就是图画字了，这两个甲骨字如果要说出来，至少应该就是两句话了，不可能发一个单音节就可以说明白的。

  同样的道理，日本从唐朝引进汉字，有些汉字的“训读”——也就是用日本话里对应概念的原有读音读——的话要对应几个音节。现在的汉字对应汉语都是一个音节对应一个字的读音，这是汉语为了适应汉字，长期以来不断改变被驯化的结果。日语里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时间还不够长。当时的文字不可能完全书写当时的口语。因为，都是简明扼要的记事书写。唐弢先生对这个问题有过这样的评论，“我想，最初象形字画成的时候，对于某一个象形字，一定是以称呼这形象的口头上的声音，来决定其字面上的声音的。因此造句的时候，也一定以语言为蓝本，这样说来，言文是应该一致的了，但因为象形字难写，字数不具备，就只好拼命的省略，仿佛吝悭人所打的电报一样。”（6）到了西周时期，金文中“声符”的类型变化就更多更复杂了。根据古文字研究者刘钊写的《古文字构形学》中分类，西周金文“声符”的类型有以下9种：追加声符，叠加声符，改换声符，变形音化，双声字，声兼义，声符的讹变，声符的误解，声符的繁与简（7），并且一一举例说明。到了战国和秦汉，在《说文解字》里面收集的汉字中，形声字将近占到总数的80％，说明汉字和当时口语的紧密度大大提升了。在汉字贴合汉语发音的同时，有些汉字的发音由于在口语中对应了另一个概念，而这一概念还没有相应的文字，于是被作为“声旁”用来创造新的汉字。这样的话，单个文字的符号就会越来越多，一个文字至少要对应一个概念，有多少概念就要有多少文字，花在记忆文字符号上的精力也会越来越多。于是为了不创造更多的符号，有人开始在同一个符号上用不同的语音或者语调来读，用语音来区别概念，这就是“多音字”。一字多音增加了学习这种符号时对于发音的记忆，对于同一个符号，不断训练自己对不同声音的抽象记忆，这个文字本身的存在，实际上是在扰乱语音。同时，一个汉字由于锚定一个音节，如果不用文字的组合来表达新概念，由于一门语言中的固定音节的发音是有限的——比如汉语有400多个音节——于是，同音字也就会越来越多，同音字多就会说了也听不清楚，扰乱了语言中的语音。“多音字”和“同音字”在书面上同时在扰乱语音，实际的结果就是语音不重要，文字重要。给人的错觉就是好像汉字是在直接表意，和语音无关。第五，意音文字如果没有摆脱图像表意羁绊，就不可能发展出纯表音符号。因为，纯表音符号需要对应某门语言的语音，归纳提炼出相同的发音作为符号，再用这些符号来拼写语音，这就是拼音文字。“感性表象符号”是事物本身的符号；“类表象符号”是感性表象的表象，形成语言意识；“语音和图像符号”是对意识的表象，把意识对象符号化，这里是原始的抽象；“意音符号”是对语音和图像的综合，形成视觉和听觉的结构抽象，是对抽象的抽象；前面，语音是对语言意识的抽象表达，“纯表音符号”则是对语音的抽象，也是对“意音符号”的再次抽象，是“形成视觉和听觉结构”的最简结构。拼音文字符号在五种符号中自由度是最高的，作为符号本身可以用于任何一门语言。回到前面，石毓智先生说：汉字有一个不便之处，只能做“第一级符号替代”，而不利于“第二级符号替代”。这里的“第一级符号替代”相当于“意音符号”，“第二级符号替代”相当于“纯表音符号”。“绝大多数的汉字都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拿任何一个汉字来表达，都摆脱不了它原来意义的干扰和制约”。这个是对的，拼音文字也是有“原来意义”的，只是拼音文字的符号是可以拆解的，被利用的实际不是文字，而是拼音符号。汉字本身也可以进行拆解，把部件拆下来当作纯符号用，实际也不是不行，只是没有拼音符号习惯。但是，称呼也是问题，毕竟，每个拼音符号都有自己的名称，a叫“ei”，b叫“bi”……，并且也是无意义的符号，无意义符号利用起来，则处处有意义。但是，我认为石毓智先生把问题的焦点搞错了。问题的关键不是“汉字限制了中国人的科学抽象能力”，这是一个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李约瑟之问”老问题。爱因斯坦是这么回答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括号中文字系信件原文）（8）大意是：近代科学的诞生，依赖于两大基础，即起源于古希腊的形式逻辑体系（比如《几何原本》中的演绎逻辑），和发端于文艺复兴的系统实验体系（以实验寻求因果）。这两大基础是“令人惊奇”的伟大成就；中国古代没有孕育出这两大基础，是正常现象，“用不着惊奇”。简单点说，爱因斯坦认为“科学”这个东西不是哪个民族都可以搞出来的，是有条件的。（1），《汉字限制了中国人的科学抽象能力》（《读天下》2014年 第7期）。（2），《汉字限制了中国人的科学抽象能力》（《读天下》2014年 第7期）。（3），《精神哲学》黑格尔著 杨祖陶 译 2006年2月人民出版社 出版 , 279页。（4），《精神哲学》黑格尔著 杨祖陶 译 2006年2月人民出版社 出版 , 275页。（5），《甲骨文形声字声符表意现象研究》，上海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毕奎奎。（6），《文章修养》，唐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7），《古文字构形学》刘钊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 79—94页。（8），《爱因斯坦文集》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