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金健人，男，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原理、叙事学、东亚文化研究。

［摘要］学界历来都非常重视文字和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其实书写方式对思维方式的影响更大。动态的文字是记录和传播，动态的语言是表达和交流。历史地看，文字和语言都必须完成于书写才能存留下来。材料、工具、对象之不同直接造成记录、表达、传播之不同，由此形成思维方式发展之不同路向。简重帛贵、字形复杂、刻录艰难等因素造成了中国古代片段的、摘要式的书写方式，形成了跳跃的、富于阐释空间的文本样式，发展了中国“直觉慧悟”的辩证思维方式。由此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作为中华民族之根的汉字和汉语，在现代思维功能方面与其他文字语言并无不同。

［关键词］汉字书写；思维方式；结构差异；功能差异；内外功能；强弱效应；发展路向

一、语言文字并非思维方式差异形成的主因

文字、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关系，常常是与文化形态、民族生存、国家命运等宏大主题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关于汉字、汉语与思维方式的关系，关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种种表现 和影响的研究与探讨就是如此。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为汉语的特性与功能之间的矛盾深感困惑：“一方面我们看到，汉语和野蛮语言之间存在某些类似，另一方面我们又得考虑到汉语完全不同的性质，在许多方面它堪与最完善的语言相比，这样看来，想必有某个原因致使汉语摆脱了各语言所循的常规道路，从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语言。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它何以会导致这样的变化？这一连串问题即便有可能解答，也是很困难的。”［1］193 而黑格尔从洪堡特那里似乎只接受其负面看法：“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粗看时这似乎是一种很大的优点，并且曾经得到许多大人物的赞成——其中有一位便是莱布尼兹。但是实际的情形对（笔者按，‘对’当为‘与’）这种优点恰好相反。”［2］178 施莱赫尔接受黑格尔的观点，结合达尔文学说，创立了自然主义语言学派，提出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为语言进化三阶段的主张。于是，认为汉字和汉语原始落后的观点伴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中国战败而甚嚣尘上。

汉字和汉语成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替罪羊，汉字必须废除乃成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之共识。新中国成立后， “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之呼声也一时甚嚣尘上。如今，主张废除汉字的声音是几乎没有了，但认为汉语不利于逻辑思维的根源在于汉字“象形”的观点却还大有人在。要“洗刷”汉字的这种“原罪”，关键在于厘清造成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真正原因。

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中，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是贯穿始终的。张岱年等先生在《中国思维偏向》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弱于分析，强于直觉，具有模糊性、内向性、意象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不限朝代时期和学科领域，弥散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和整个中华民族［3］2。而对造成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源，成中英先生则归结为汉语，最后又归结为汉字。他认为中西方在语言问题上的这种差别和分野，根源在于中国语言是形象语言，西方语言是声音语言，而且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象形、指事、会意都显示着文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也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3］191 。类似观点似乎已成学界共识。

说今天的汉字和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同属一个文字系统固然没错，但如果说今天的汉字还具有“象形”特性，那就太罔顾事实了。不要说甲骨文，就是篆书，不经过专门训练，那也是无法识读的。连识读都做不到，又如何能从中看出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即便是甲骨文，伊斯特林也将其归为“纯表词文字体系”［4］87-88，就是说这种文字体系与字母文字体系一样，与所指称的对象已然割断了自然联系。也就是说汉字与拼音文字一样，适用于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只存在约定俗成的任意关系的理论。

许多人将缺乏语法形态作为汉语不擅于逻辑分析的主要原因。其实，这是把语言的结构差异混同于功能差异而形成的误解。自从洪堡特指出汉语与梵语是两种对立最为尖锐的语种后，汉语缺乏语法标记和梵语等印欧语系语言拥有明示的语法标记便被凸显出来［5］314。王力说得更为明白：“在种种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西文的组织偏重于法的方面，中文的组织偏重于理的方面。”［6］373这种汉语“意合”论与西语“形合”论便成为中西思维方式差异产生于语言差异的理论基础。意合靠词语与句子本身意义上的连贯与逻辑顺序来实现连接，形合则必须借助形态和形式词来表示词语间、小句间和句子间的关系。这是两种语言结构上的不同，但并不意味着由此便会引起功能上的不同。应该看到，同样的结构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不同的结构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正如机械表和电子表结构不同，但都具有计时的功能；蒸汽机、柴油机、电动机构造不同，原理也不同，但并不影响它们可以有相同的功能。反过来也一样，一块普通手表与一块瑞士名表，一辆普通汽车与一辆保时捷跑车，结构相同，但功能却不相同：人们花几十倍于普通手表、普通汽车的价钱去购买瑞士名表、保时捷跑车，看重的肯定是计时或交通工具之外的其他功能。

在人类对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编码中，自然语言是其中最为根本的编码。无论何种编码，其规则无非两种：形式规则和类属规则。例如，姓氏按笔画排列与职务职称排列，电话号码簿按音序编印与行业分类编印，前者是形式编码，后者是类属编码。形式规则所根据的是数字、字母、序词等的自组织，类属规则所根据的是对象的特征属性或“映射”于人的观念意识中的位置。世界必须经过编码才能为我们的大脑所接受，我们的大脑也只有通过不同的编码系统才能方便地把握世界。所以，汉语语法的“暗含之理”与西语的语法范畴形态变化尽管结构不同，但并不能就此证明功能也会不同，它们并不会造成中西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7］134。

众多学者之所以把语言文字作为导致中西思维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文字是凝固的语言，而语言又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所以，一提到中西思维差异，人们便不约而同地关注文字和语言，这是非常自然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文字也好，语言也好，都必须在使用中才会发挥作用，动态的文字是记录和传播，动态的语言是表达和交流。而以今视古，历史进程中的文字和语言都已物化在书写活动之中，今人也只有以文本为据才能展开研究。所以，书写成了文字和语言发挥效能的必要条件，书写方式的不同很大程度上造成思维方式的不同。诚如洪堡特在他给阿贝尔·雷慕萨的信中所言：“为什么汉语没有获得我们在所有其他语言里或多或少都可以发现的优点？其原因我们是知道一些的。但我们几乎不知道，汉语怎么会成功地赢得那些唯独它才有的优点。不过可以肯定，古老的汉字和书面文献在某些方面会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1］199

二、文献所见中西思维内容与方法

中国先秦和古希腊所存留于世的古老的书面文献成为今天可资研究的根据。首先，从数量上看，两者有很大差距。中国先秦文献最经典的当数十三经，这是儒家十三部经典之合称，今存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共114块，650252字。“先秦传世文献的总体规模估计在三百万字以内”，虽然考古发掘有新的发现，但“先秦出土文献是很有限的，新出土的先秦佚籍就更少……其中篇幅最大的《左传》大约18万字，篇幅小的则只有几万字甚至几千字”［8］9。

而据桑兹所著《西方古典学术史》，仅亚里士多德一人所著就“超过1000部”［9］101。卡特里奇主编的《剑桥插图古希腊史》相对保守，认为亚里士多德“约撰有500部著作”［10］339。而威廉·魏施德所著的《通向哲学的后楼梯》中说道，有人曾细心统计过，亚里士多德的存世著作竟有“四十四万五千二百七十行”［11］48 。那么，即使以每行 10字计，仅亚里士多德一人所著，就达 400万字。再据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所述，稍晚的狄都慕斯， “据说他写过3500到4000卷著作”［9］149。如欲统计古希腊文献总数，当然已无可能，但如以亚历山大图书馆所传亚历山大里亚城时期的藏书为例，则数据惊人：公元前285年，“声称已经有20万部钞本”，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总数据言曾一度至于70万卷”［9］124。当然，关于这些记载和描述的真伪，学界的看法不同。譬如认为古印度有贝叶文献，古埃及有莎草纸文献，古巴比伦有泥板文献，而古希腊则没有独立的对应的文献载体。而关于传说中的古希腊羊皮纸文献和莎草纸文献，国内外都有不少学者存疑［12］2。但是，无论对古希腊文献持肯定还是否定的观点，其根据都一样：必须有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作为支撑。

其次，从中西古文献所涉及的内容范围来看，几乎涉及所有学科。爱因斯坦指出：“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几乎在我们今天的科学的每一个方面都曾经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无论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生理等等方面乃至更加深刻的宇宙是什么样子的，人生与数学有什么关系等等，几乎没有他们不涉及的东西。”［13］138相比而言，中国古人也对世界万物展示出多方面的兴趣，如数学有《墨子·经上》《周礼·考工记》《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天文有《尚书·尧典》及《吕氏春秋》之《有始览》《圜道》《明理》等；物理有《墨子》《吕氏春秋·精通》等；化学有《周礼·考工记》《周礼·天官》等；地理学有《尚书·禹贡》《吕氏春秋·有始览》等，还有《山海经》中的部分篇什；医学有《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等。甚至在两千年前，就有了“慈石召铁，或引之也”的认识［14］118。然而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分明看出其区别：虽然先秦诸子的探索眼光也触及了各个不同领域，但焦点还是投注在社会人伦家国治理方面，而古希腊智者似乎对什么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再次，从系统性而言，古希腊文献除了数量多、范围广之外，还特别系统，学科分明。不仅述其然，而且论其所以然；不仅给结论，而且展示推究过程；不仅有结果，而且提供获得结果的方法。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便是如此，而他的《形而上学》更是明言探究“无用之学”。爱因斯坦认为古希腊“不仅为近代发展起来的许多科学理论、科学观点提供了胚胎和萌芽，更重要的是它为近代科学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思维方式、思考方法、概念框架以及理性分析和批判反思的一些规则与原理”［13］136-137。中国也曾出现过探讨“无用之学”的学派，那就是名学。它有摆脱人事羁绊走纯逻辑之路的倾向，但也因后世难以接受其“辩而无用”而湮灭。荀子曾这样说：“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15］8-9说明荀子并非否定名家这类纯思辨的东西自有其值得探索之处，但君子不纠缠这些，适可而止，只做值得做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列名家七家，三十六篇，“到现在仅存三家，其中《尹文子》杂，《邓析子》伪，只有《公孙龙子》五篇而已。”［16］4 如果不是与墨子、庄子的文章连在一起，恐怕连这点残篇断语都不可见。

所谓思维方式，其实就是两大方面：思维内容框架和思维逻辑方法。文献所涉的自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实质上反映了思维内容框架，而论述原因展示推理过程和提供获得结果的方法实质上反映了思维逻辑方法。文献所见这两方面中西之间的确有很大不同，但这种不同到底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西两个族群的言语活动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呢，还是仅仅受限于书写条件？如果认为这些都是当时中西两个族群的言语活动和思维方式的真实反映，那就等于承认：第一，中国古人的思维框架除了社会人伦，对自然万物几乎没什么兴趣。第二，中国古人只知其然，不论其所以然；只有结论，没有推究过程；只得结果，无所谓获取结果的方法。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三、书写速度和容量所影响的文字的功能和效应

无可否认，文字的出现当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特别重要的阶段，所以，大家都以此作为人类文明开启的要件之一。正因如此，无数学者都把文字或者语言作为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其实都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现象：文字的书写和传播。没有书写和传播，就没有文字的任何效应。

书写和传播既不是单纯的文字现象，也不是单纯的语言现象，而主要是文化现象，因为它与地理、气候、生物等自然条件有关，也与人类的发明、创造、制作等科技条件有关。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形成主要不是因为汉字与字母、汉语与西语之间的差异，即一个是字字独立，字词句靠意义组合；一个是字母相衔，成词成句凭语法形式。原因主要在于记录文字，也就是固化语言的媒介和手段的不同，或者可以说，是由于不同的书写材料和传播途径，首先在记录和传播言语内容及思维成果的完整程度方面形成了差异，而后这种差异又强化了民族心理和文本样式，以此为不同路向，最终在两个相互封闭的环境中各自发展为具有明显差异的思维方式。

首先是书写对象，古希腊为字母文字，从古沿用至今，几无大变，字母文字已成为如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现行文字。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尚未统一，有“鸟书”、“蝌蚪文”、籀文、金文、石鼓文等，统称大篆，甚至包括甲骨文也仍在使用，可谓字体繁复，偏旁重叠，笔画曲折，形姿多变，绝无可能快写。其次是书写工具，古希腊有笔、墨水和调色板， “在公元前3世纪，磨尖芦苇上带有一个精巧笔尖的细笔最终取代了细芦苇插一个磨出的笔尖的笔”［17］234，也就是硬笔。从当时古希腊壁画中书写者耳朵上还夹着一支备用笔的情景来看，似乎笔的耐用性尚未达到使人满意的程度。此时的中国则已经有了柔软的兽毛捆束而成的毛笔，也就是软笔。软笔的书写速度自然比不上硬笔，而且墨水要现磨，至今中国尚未发现拔出笔来就可书写的考古证据。再次是书写材料，这是区别最大的。古希腊除石板、蜡板外，最主要的是莎草纸，利用一种生长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莎草科植物，去其外皮，将内部柔软部分切成细长薄条，上下两层横竖交叠，压紧晾干，形成薄而光滑的书写面以供书写。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书写材料是简牍和缣帛。缣帛虽然分量轻、体积小，便于书写，但价格太过昂贵。“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18］38，周礼规定，男人娶妻，给女方的聘金为纯帛（黑色缁帛）五两，也就是二百尺。当时一个奴隶的售价还不到这个数［19］280。常用的书写材料还是竹简和木牍，分量重，体积大，要加工到平整光滑便于书写亦非易事，还得用火烤以蒸发掉竹木中的水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古代以120斤为一石，也就是说秦始皇一天要过目的竹简木牍就达 120斤。可见书写和阅读在当时不仅是个富贵事，而且还是个体力活。

古代文献和越来越多的出土材料展示了越来越清晰的图景，以字母文字为书写对象，以芦管笔为书写工具，以莎草纸为书写材料，足以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书写速度接近今人。当然，有许多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是中世纪以来的伪作，“追寻一下以上这些著作的出处才知道，原来各种文本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当成国宝保存于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最古老的版本，基本上都是使用来自中国的纸张（工艺）、使用中国的印刷技术印制出来的，而中国纸及印刷技术在欧洲的出现甚为晚近”［12］3。这种断代就把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年代认定为欧洲造纸业兴起于意大利时的14世纪初叶。然而有一点还是肯定的：无论把这些文献归之于古希腊还是中世纪欧洲，其立论的基础还是在于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

再看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要用毛笔蘸现磨的墨水在竹简和木牍上书写大篆，难度可想而知，且每简多不过 40来字，少竟只有一二字，在书写速度和文本容量上，中西之间形成了极大差异，且不说背后还要有巨大的财力和劳力作为支撑。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两人相距160年左右。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众解皆认定为谦辞。前朝文书或刻于甲骨，或铭于金石，即使书于竹帛，也皆为宫廷王室所用，在个人著述尚付阙如的年代，孔子只能“述而不作”。而究其实，还是由于“作之不易”，书写不便和成本高昂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因。由此自然而然地生成了当时社会对文献经典的敬畏之心，这与苏格拉底出于对书写的不信任，认为书写会妨害记忆具有本质不同。邓晓芒曾以孔子对弟子七次讲“仁”为例，对比苏格拉底的言说方式。孔子的话也就百来个字，邓晓芒解释了9000多字，超过了半部《论语》的篇幅［20］340-349。因为以当时的书写条件，孔门弟子们只能以片段的、摘要式的书写方式加以记录，故而形成跳跃的、富于阐释空间的文本样式。其中也不乏说理，但无法像西方线性的“是其所是”的判断推理那样加以大段论证，因为那对于在竹简木牍上作文的中国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以身边的事说明僻远的事，以熟知的事解释陌生的事，便成为最常用的方法，这就是以事物特征为论述基础的类比、举例、比喻、象征、隐喻、寓言，以至直觉、冥想、玄思、顿悟等得以盛行之由，自然形成了与西方概念、定义、推理、演绎截然不同的文本样式。所以，中国古代诗化风格渗透于一切文体之中，简捷、明了、机智、慧识，融通天地人神。早期中国书写的条件局限影响了形式思维，但助长了辩证思维；影响了分析思维，但助长了整体思维；影响了机械思维，但助长了有机思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在这些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国是高深的。”［21］337

再者，相对而言，在中国，就字体来说，要到汉隶才便于书写，要快写必须草书，这要到晋代才出现。书写材料用竹简木牍，不但写不快，而且不易整理连缀，材料供应也很成问题。只有像左丘明、司马迁这样的史官，凭借官方财力和团队协力，书写材料才能得到充分保证。而纸张的出现，虽早在蔡伦之前，但蔡伦则是史书明载制造书写纸的第一人。《后汉书·蔡伦传》所记蔡伦向汉和帝刘肇敬献书写纸的那一年为公元105年，而纸的普及，则是其后几百年间的事。成语“洛阳纸贵”说的是太康元年（280）左思的《三都赋》出，传抄者众，以致纸张涨价。可见“蔡侯纸”即使出现近两百年了，产量还很有限。

假如当时中国的书写也如古希腊（或某些人所坚持的中世纪后期的欧洲）那般便捷，孔子的弟子们也能如实记述孔子的言说，《论语》会否也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般洋洋洒洒？孔子之后的孟子，孟子之后的荀子，会否也能写出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相类似的著作？不是诸子百家中没有亚里士多德，而是中国当时的书写条件不可能产生亚里士多德。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文字的外功能与内功能、强效应与弱效应之不同，由于功能和效应的不同，加诸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中西文明在各自的开启阶段便拥有了不同的文化基因，并在各自的发展中产生了迥然相异的深广影响，以致差之毫厘，异之千里。

所谓“外功能”，就是文字作为信息载体的跨时空传播；所谓“内功能”，就是文字作为语言的物化形式在组织和深化思维过程中的作用。人们对文字的外功能早有深刻认识，但在内功能方面，认识严重不足。怀特海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文字在人类经验中的作用可以与蒸汽机相媲美。它是重要的、新颖的，并且是人造的……书写在语言心理学方面的作用是文明史中被忽略了的一章。”［22］49然而怀特海并未就此展开。语言是思维的物化，文字是语言的物化。文字在人际和群体间的，特别是跨时空传播中的外功能可以被看得非常清楚，但在人脑内部，通过书写激发灵感、丰富内容、巩固记忆、加强联想、梳理思路、细密层次这类的内功能，人们却似乎视而不见。在此可以明确指出：人类的深度思维必须以书写为必要条件。文字不仅具有记录思维成果、跨越时空传播这样的外在功能，而且是大脑中静悄悄进行的精细的、深入的、持久的、系统的思维所必不可少的，高质量、大强度、大容量、长周期的思维必须与文字相伴，在笔下或键盘上成长发育。

文字、语言、思维、世界这四者相互间的关系，人们历来重视的是后三者，而对文字，人们往往只把它看作巩固和传播语言与思维成果的“符号的符号”，而甚少注意到它在组织并深化思维过程中的内在功效。可以这么说，不通过写作，人类就无法进行高度明晰、思辨、理性的思维，也无法专业性、逻辑性、系统性地把握世界。有什么样的书写方式才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若要比较日常思维，各民族都不会有太大差别，只有通过书写，特别是专业化的书写，才能迫使“脑文本”与“纸文本”相一致，也就是说，只有在“纸文本”上记录下思维的逻辑过程， “脑文本”也才可能意识到和反思这一逻辑过程，形式化的、专业性的、逻辑严密的思维方式才可能随之而生。

那么，如何突破书写条件的限制，以另一种方式代替明晰、思辨、理性的思维？充分的书写不但可以记录思维成果，而且可以记录思维过程，而不充分的书写则只能放弃记录思维过程而仅录思维成果。从《论语》的片段式记录可以看出，孔子与弟子们的讨论还是开展得非常自由的。但由于不是自由的书写，特别是并非孔子本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独撰，文本记录就不得不在推理中舍弃过程，在论述中省略缘由，在解说中忽略前提，在门类中专注人事。由于中国古代条件限制，所以书写只能从简，言说可以就繁，这也加剧了言文分流，束缚了自由表达。相比而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们的书写无论在文字的难易还是工具的便利和材料的供给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优势。如果确如不少专家所言，现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实为12世纪以后中国纸传入欧洲以后的伪作，那么其书写条件与中国春秋时代当然不具可比性。

事实上，纸的出现与逐渐普及毕竟打破了“简重帛贵”的限制，东晋末年，桓玄称帝时曾下令以纸代简：“桓玄伪事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23］517此时的简牍文书方为书写纸所代替。“而魏代以来，群文滋长，倍于往者。”［24］200隋炀帝即位以后，开启大规模抄书，“使隋初藏书从15000卷，陡增至37万卷，达到了历史上官府藏书的最高纪录。还不计官府的佛道专藏”［25］73。至此，才可以说，中国的书写已经实现了对西方的超越，因为西方的莎草纸和羊皮纸都肯定不如中国纸，否则，莎草纸和羊皮纸都不会在10世纪以后逐渐被中国纸所取代。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超越”，主要是指书写的效应强弱，即书写纸比莎草纸和羊皮书都更轻便，更便宜，更易于传播，也就更能够产生强效应。当然，这些都属于书写的外功能，至于内功能方面，中西应该是不相上下，也就是书写已经能够追上人们快速思维的需求，能够较为完整地记录和传播思维成果和思维过程。

四、必要条件与充要条件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少有西方那种专业性、逻辑性、系统性的作品问世呢？

首先应看到，书写只是形塑思维方式的必要条件，尚不能构成其充要条件，其他重要条件还应包括当时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其他因素。如古希腊社会就具有两种特殊现象：“首先是希腊神职人员的性质。与巴比伦、埃及和其他大多数早期文明古国不同，希腊的祭司并不被看做是有高深智慧的人，因此对于任何使自然力世俗化的最初尝试，希腊社会不存在强大的阻力。第二是公开的争辩，这是民主制的先导。希腊思想家们如果希望别人接受自己的理论，其理论架构必须经得起公开的、理性的探讨。因此，伊奥尼亚的思想革命主要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原因——财富、闲暇、贸易、软弱的神职人员以及公开的辩论。”［10］274所以，尽管埃及的文字出现得更早，书写材料莎草纸原产地就在埃及，但埃及并没有形成希腊式文明。

其次应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确是最接近这种社会条件的时期，可是，作为必要条件的书写则与古希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不可能出现古希腊那样的著作。等到字体隶变、楷化，甚至行草流行，再等到书写纸普及，社会又再难有春秋战国时的多元开放了。由战国秦孝公查禁焚毁典籍开始的文禁政策，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形成了历代统治者的“文字狱”传统；由汉武帝开始的“独尊儒术”和隋唐盛行的科举制度，既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又吞噬了求索创新者的时间；先秦经典所确立的文化偶像和文体规范成为历代文人著书立说的楷则和圭臬；文白分离的两套语言和书写系统又一直限制着汉人的思维记录和表达自由。然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必然引发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辩证思维、整体思维和有机思维正在中国发展成为与西方对立又互补的思维方式。因为书写不易，“惜墨如金”便属常态。与古希腊的全程记录不同，古中国多表现为结果记录，文字记载极少涉及思维过程和思维本身，一般仅记载思维成果，故而后世所见便多为格言警句。举一反三，以一当十，以少胜多，计白以当黑，不写之写的含蓄表达、空白艺术，都让中国古典作品形成言简意赅、意蕴隽永的优点。

中国哲学奠基之作《道德经》全篇仅五千多字，道尽天地万物，兴衰存废，治国理政，修身养性，而亚氏《工具论》中的《范畴篇》，仅为说明实体、关系、数量、性质、状态、时间、地点、主动、被动、姿势这十个范畴，翻译成中文竟近三万字！这以中国眼光审视，简直太过靡费。“分析的、线性序列的概念，只有在借助书面文本的情况下才能够建立起来”［26］43，这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维方式与书写方式的统一。《道德经》就与这样的论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在当时的书写条件下，《道德经》等先秦文献就必然是片段的、跳跃的、富于阐释空间的。这就促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离开形式逻辑的线性轨道，舍弃词语说明、概念定义、前提设置，放弃“是其所是”的判断推理和步步为营、循序渐进的理路，而是以事物特征的相似、相近、相反、相对、相生、相克作为论述的逻辑基础。史宁中把《道德经》的思维逻辑归纳为“相反相成” “得其正而行其反”和“以反制正”三种情况，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将欲歙之，必固张之”等，并总括为“正言若反”这一特征。据统计，这类“论述形式竟涉及81章中的51章，占到全书的 70%”［27］50。李巍则把中国古人这类“讲道理”的方式称为“感应思维”，概括为四种模式：受感模式、施感模式、交感模式、类感模式，进行人事层面、天道层面、沟通天人层面的“讲道理”［28］44。

汉字汉语对现代思维方式的适应以及由此生发的优势正为世所公认。正因为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一种延续几千年而至今仍在使用的文字，所以，它所面对的是从古至今几千年来的言语事实，也就是几千年来的“世界”在中文文本中的变化，那么，我们讲汉语能否适应今天的世界，就要以今天的汉语为例，包括今天的语法。五四以来，西风东渐和言文合一，已使汉语语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王力认为“从‘五四’到现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之间，文法的变迁，比之从汉到清，有过之而无不及”［29］258。当年王力指出，欧化语法类型在二十年间大部分都已本土化并口语化了。至今又近百年过去了，应该有更多的新欧化句型被本土化和口语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译著进入人们的生活和学习，改变了人们的语感，但汉语仍然还是汉语。其实，汉语并非不严密，只是绵延了几千年，容纳了更多的“变体”，使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在口语和一般写作中，人们的选择往往比较随便。而句法方面的欧化“就是由随便变为必需”［29］310。

中国这种整体、辩证、有机的思维方式也影响到了西方。莱布尼兹推崇汉字、汉语和汉文化，认为汉字“确实是一种国际性交流的完美的工具”［30］399，“莱布尼兹曾经准备把汉语作为世界性语言”［30］404。海德格尔曾与中国学者萧师毅一起译读《道德经》，“无论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是‘气化流行，生生不息’，都可以看作是对‘系辞’中的‘生生之谓易’的继承。海德格尔对老子和道家的偏好，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个原因”［31］70。正当金岳霖在中国以西方逻辑理论构筑他的《知识论》体系时，维特根斯坦则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前的箴言式语录体写作《哲学研究》，对整个西方文化的科学思维基础进行解构， “维特根斯坦指出，他对整个西方文化的反对正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否定”［32］382-383。

由此可知，使用汉字的方式和汉语本身的发展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直处于互动共变之中。时至今日，尽管中国人所使用的仍然是汉字和汉语，但它们在自由表达和功能效应方面与西方的字母文字和形式化语言并无二致。康德的“三大批判”是公认的逻辑严密和语义深奥的哲学著作，邓晓芒作为最新版本的中译者，讲述了自己的翻译心得：“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语言的语法和某些表达习惯之后，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原则上能够翻译任何一种外语和用外语表达的思想。这与近一个世纪以来好几代翻译家对白话文的锤炼和提高是分不开的，他们创造了一种既具有高度灵活性同时又是严格规范化的翻译文体。”［33］153事实正是如此，中西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正变得越来越不明显，特别是在专业知识领域和学术著述中，可以看到更多的则是相鉴互渗，日益趋同。

我们都知道语言不是定型的产品，而是活动，是活的生命体。它既先在地预设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帮助或限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同时也为适应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改变自己。不同语言对思维的不同作用主要发生在人的潜意识中，人们一旦认识了自己语言的长处和短处，必然引发语言的变革，必然相应带来思维方式的变化。正在加快的世界一体化进程自然也包括东西方思维方式。西方一些学者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立场，把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终极原因归于汉语和汉字，国内一时也竟然应者云集。谁都知道，汉字汉语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中华文化的基石，只有解释清楚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真正原因，才能还汉字汉语以真正的“清白”，赋予它们与其他一切语言文字同等的现代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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